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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记忆 中古关系中的一段插曲

  曾任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,中国驻厄瓜多尔、古巴、阿根廷大使;曾获得厄瓜多尔、古巴和阿根廷政府颁给外国使节的最高荣誉勋章(大十字鹰级勋章、友谊勋章和大十字大功勋章);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,《公共外交网》特邀高级顾问;著有《结缘拉丁美洲》《我与卡斯特罗》《轻走天下》《雅园拾趣》《余温犹存》《加勒比绿鳄·古巴》等书。

  1967年2月的一天深夜12点,时任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由其外交部长陪同,紧急约见我国驻古巴使馆临时代办李善一,就“在北京发生的一件不愉快事情”向中方表示歉意,并称古巴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予以解决。由于使馆事前未得到过任何通报,李善一同志被这种总统单独召见、外长在旁亲作记录的场面弄得一头“雾水”,只能简单表示“将尽快向政府报告”。

  此前几天,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发生过中国的“红场事件”。为了表示对的声援,北京各界在苏联驻华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,北京市外交人员服务局也通知其各个部门组织人员前往参加。

  我是于1963年4月被派往古巴驻华使馆担任中文秘书工作的,是该馆的主要西班牙文翻译,同时还是使馆中国雇员的工会负责人。平时,我与使馆中外双方的人员都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,几乎没有发生过矛盾。接到服务局关于组织人员参加游行的通知后,我立即进行了安排,并请古馆有关负责人给以协助。

  当我去使馆的一位随员家催请在那里工作的女工时,该随员不仅不放她走,还举起拳头向我示威。我感到很为奇怪,就挺起胸膛迎了上去,并指着胸口对他说:“要打就往这儿打!”当然,他没有敢打我。我们也没有同他纠缠,很快离开了那里去参加游行。

  次日,我向使馆的有关负责人说明了此事,要求对方道歉,并能确保中国职工的政治权利。那位随员向我道了歉,并说当时是因为孩子发烧而态度不好,请我原谅。我以为此事已经解决了,就没有再把它搁在心上。

  谁知过了没有两天,使馆突然通知我,要求把原作为中国职工休息的房间腾出来,将我和另外3位中文秘书(西班牙文翻译夏文钺和英文翻译徐人龙、张希林)的办公桌搬到那里去。我对此没有表示异议,并告诉对方我们是使馆的雇员,在这些问题上愿意听从使馆的安排,即便包括取消中国职工多年来一直就有的休息室。

  搬到只剩下电话机时,我问他是不是要找电话局的人来移机,他回答说不需要,并强调要打电话或接电话仍然到原来的屋里来。此时此刻,我稍微明白了他的意思,并告诉他说:“全世界大概也不会有这样的工作方式,我们无法理解,也不能接受。”他再次问我是不是不愿意这样使用电话?我明确地回答他说:“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,是这样根本无法工作。”听到我的回答后,他说他只能将我的态度报告给大使。我表示,那就悉听尊便了。

  他走后没过5分钟,便从楼上跑了下来,以一种气急败坏的腔调对我说:“大使决定立即解雇你,请你马上离开使馆!”我非常平静地对他说:“我是你们的雇员,你们有权利聘用我或者解雇我,按照合同,我应该有在接到解雇通知后继续工作一个月的权利。但既然你们大使要我马上走,我也没有必要再继续赖在这里。”好在我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收拾,说完话后就转身离开了使馆。

  当天上午,我将前后情况向服务局的领导作了报告,他们对我不卑不亢的态度给予了肯定,但因事藏政治背景,应向外交部请示处理办法。

  根据外交部的指示,代表使馆方方面面职工的7名同志直接向皮诺·桑托斯大使提出了要求。桑托斯在问明了每个人的身份后,竟然决定将所有中国职工全部解雇,并且要求他们立即离开使馆。当时,服务局安排我在局里与使馆职工保持联系,磋商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听到桑托斯大使的这个决定后,我下意识地猜想到使馆有可能采取强硬手段驱赶中国职工。我一方面要求中国同志坚守住岗位,另一方面请新华社摄影部派人到使馆附近观察形势。

  没有想到,我的猜想竟然得到了证实。下午3时许,古巴驻华使馆的人员开始了强行驱赶中国人的行动,形成了外国人强拉、中国人不从的混乱局面。其间,还出现了个别古巴外交官显露小型武器的动作。古巴使馆的人员没有想到会有人拍照,因而未敢过于造次,只能听任被拖到大门外的中国人重新进入使馆,并草草收兵。到了正常下班的时候,中国职工如常离馆回家。

  我还估计到,中国职工第二天再进入使馆上班就比较难了,但是必须照常前往,以免给对方任何口实。根据我的意见,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中国职工于次日准时到了使馆门前,并按响门铃要求进门上班。但是使馆大门紧闭,无人搭理。当时,经常有在使馆区游行,见此情景便问是否需要支持。职工们在电话里问我的意见,我告诉他们没有必要,事情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来解决。

  可能是因为没有了中国人的协助,古巴驻华使馆在工作和生活上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,其中之一是天气冷,无人给他们烧锅炉,也没有人为他们做饭,日子异常难过。因此,使馆不得不在事发约一周后向其国内作了报告。随后几天,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个场面。

  3月初,古巴驻华使馆通知外交部和外交人员服务局,说其国内即将派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、前古巴驻越南大使加西亚作为政务参赞前来北京,并将由他“带领”大使拜访中国有关方面的负责人,请求中方在某些问题上的谅解。

  加西亚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即拜访了服务局的领导,就在使馆发生的不愉快事件表示道歉,请服务局尽快安排我返回古巴驻华使馆工作,并让其他所有中国同志回到各自原有的工作岗位。

  3天后,桑托斯大使以“休假”名义回国,实际上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任职。在与他的见面会上,我代表全体中国职工祝他旅途愉快,并告诉他我们将全力协助新任临时代办的工作,请他放心。

  至此,中古关系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圆满结束。但是,在30多年后,这个插曲却又有了新的、另外意义上的续曲,这是我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的。

  1993年9月,我以我国驻古巴大使的身份到达哈瓦那。在进行了必要的到任拜访和礼仪活动后,我首先想做的事情之一是找机会见见老朋友。

  在古巴外交部礼宾司的协助下,我找到了基本上退休闲赋在家的桑托斯大使、加西亚司长,还找到了相当一部分在华担任过外交官的老相识,包括那些与我闹过不愉快事情的人。我不仅分别走访了他们,对他们以礼相待,还在使馆为他们举行过几次电影招待会,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发展变化。古巴外交部的人对我的开朗大度、不计前嫌之举大为赞赏,还多次主动在使团中广为宣传。

  加西亚于接替桑托斯后在北京担任了4年多的参赞职务,直到1971年中才离开中国。其间,我有机会受外交部的委托多次陪同他在国内访问,到过韶山、井冈山、延安及上海、杭州、nba直播,海南、东北等地,还协同陶大钊同志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了他对井冈山陈列馆将“朱毛会师”篡改为“毛林会师”的批评,因而与他的友谊更深些。

  在我去拜访他时,他曾详细告诉我当年是如何受命前往北京的:当时,他在与外交部的许多干部一道在砍甘蔗,突然有人让他立即返回首都,有要事相托,此时已有汽车在等着他,他都未来得及洗手便被拉上了车。返抵外交部时,立即有人将一张机票交给了他,让他回家简单收拾一下即行上路,有关指示将通过电报发到途经的驻柏林使馆,由他们转告。

  加西亚笑着告诉我,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一项重大而特殊的使命,匆匆地离开了哈瓦那。到了柏林、看到了电报,才知道要去北京干什么。不过,他对于能有机会到北京常驻确实感到高兴和荣幸。

  我在古巴任职的两年多时间里,一直和这些老朋友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,还得到了他们的许多帮助。可以说,由于双方处理得都比较得当,这个不很愉快的小插曲并未对双边关系产生什么太大、太多的负面影响。